本文首发亦菲世家
声明：本贴以林语堂《京华烟云》小说为点评基础，请勿混为央视版《京华烟云》
摘要：林语堂的小说以“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为主旨，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中塑造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由于林语堂“一捆矛盾”的博杂思想表现为动态的忽东忽西、时道时儒或亦道亦佛，因而他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互补”性、“和谐”性。
主题词：儒道互补 中西溶合 多元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林语堂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极为复杂的作家。牧师家庭出身的他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受颇深，西方基督教人文思想也对他影响甚远。他从东方走向西方，又从西方返回传统，艰难地进行着各种人格的发现与对比，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兰各种文化在复杂的人群中进行“互补”。这种“互补”人格具有东西文化的双重内涵，在小说人物中表现为东西互补和儒道互补两种基本模式。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三部曲之一。它的成功，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全书以姚木兰的人生历程为主线，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经，时代变迁为纬，通过清末北京城曾、姚、牛三大家族的兴衰沉浮，以水墨画式的素描手法，描写了从庚子年间义和团事件到“七七”抗战为止的4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画面，在这部七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林语堂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女性形象最为突出：美丽、聪颖而又豁达的姚木兰；丰丽、稳健、安详的姚莫愁；温柔、娴静的孙曼娘；才高薄命的冯红玉……在她们身上，林语堂了自己的理想和爱恨，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命运的关注，表述出他对建设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文品格和精神的理想的思考。
主人公姚木兰出身富贵之家，生活优裕，在父亲那里，她接受了“知识”的教育，严厉的母亲又给了她“世俗智慧”。加上迷人的双眼、婉转娇弱的声调、神仙般的体态，林语堂笔下的姚木兰可说是集林黛玉的才智、薛宝钗的美貌、史湘云的风姿于一身。形体美、心灵美、人性美的高度统一升华到理想美的境界，便是林语堂为姚木兰所规定的美学框架。
受父亲姚思安的影响，道家顺乎自然、无为而治的精神在木兰的身上得到了继承，她的一生，便是对生命的领悟过程：故事开始的时候，姚木兰仅是个十岁的富家少女，为避义和团之乱在南逃途中与家人失散，先是落入义和团之手，后被人贩子控制，最后为曾家搭救。在这段经历中，林语堂注重描写木兰所发生的变化，她与家人失散时的恐惧，随后在各种变化中表现出的随遇而安，获救后对命运生出的神秘之感，这都使她的独特个性开始逐渐养成。随着一个个序列的展开，木兰经历了初恋、出嫁、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她相信命中注定，相信道家的顺乎自然，所以她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荪亚。而在婚后与立夫同游泰山观始皇无字碑，三.一八丧女之痛，迁居杭州，抗战逃难等一系列后，木兰的精神境界日渐开阔，对生命意义的领悟也更见深刻，她在对人类命运的遥深关怀之中感受到了自我超越的实现，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庄禅”意识，达到了亲自然、张自我、寻解脱的人生境界。
然而，就在林语堂陶醉在道家文化中大肆渲染他的处世态度时，却仍对渲染在心灵深处的儒家伦理念念不忘。但他也看到，在新的时代里，单纯的儒家精神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人文的要求。所以，在塑造姚木兰这一形象时，林语堂采用了儒道互补的思维定势：使她既为道家女，又为儒家媳，儒道两家文化的精华在她身上得到了综合。多种文化优点的集合，使得木兰的人生旅途顺风顺水。作为女儿，她颇得父亲的欢心；作为儿媳，理家治产，有章有法，上下有服；作为女人，既有敦厚敬爱她的丈夫，又有“发乎情，止乎礼”的心中的挚爱情人，特别是她从一个道家的女儿变成了一个儒家的媳妇后，她那飘然的翩翩风度，善理家事的精明干练以及体恤下人的温良细巧，更使“互补”进一步深化并达到极致。
小说中的姚木兰，不仅是文化思想的理想组合，而且也是中西文化思想的辩证统。林语堂所赋予姚木兰的社会价值取向，既纯粹的传统型的，也不是全盘西化的，她体现了林氏女性观中西溶合的思想框架，纳入了林语堂一生都在构建着的“中西合璧的文化体系”。木兰曾到天津上过新学，又从孔立夫那里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姚木兰身上，不仅儒家与道家并存，“出世”与“入世”交替，而且新思潮合旧传统俱在，东方与西方统一。表现在爱情与婚姻上，一方面她顺从地接受了“父母之命”，并力图进入“贤妻良母”的角色；另一方面她又在自己纯洁的爱情圣殿里为情人孔立夫保留了一个座位，任何时候都甘愿做一个殉情者为之赴汤蹈火。为了拯救身陷囹圄的孔立夫，她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向求情，既表现出中国传统的自我牺牲，又有现代文化对于爱情的理解的我行我素合冲决传统观念束缚的果敢。从思想意识上来看，她先为在“三.一八”惨案中失去爱女而毫无政治意识的痛哭，却又在后来的流亡途中为家仇国耻而愤恨。这种东方传统家庭至上的伦理观念与文化的爱情至上、个人的失女之恨与民族的的爱国之情在木兰身上同时并存，显示出多元的审美取向。
在书中，林语堂不仅把经过自己的文化道德所出来的东方和西方的女性美全部糅合于木兰一身，还把自己的特殊的女性观加之于木兰。比如，林语堂不反对纳妾，所以木兰也被塑造成纳妾的支持者，甚至支持丈夫纳妾：“在她看来，一个做妻子的若没有一个妾，斯文而优美，事事帮助自己，就如同皇太子缺少一个觊觎王位的人在旁，一样乏味，若是有一个‘副妻子’，就如同总统职位之外有一个副总统，这个总统的职位就听来更好听，也越发值得去做了。”在林语堂的下意识里，他偏爱浪漫风趣的俏皮女性，他喜欢《浮生六记》里的芸娘，像芸娘乔装男子去看戏，为丈夫物色姨太太等等举动，林语堂赞叹有加，视为女性的美德。姚木兰身上就有芸娘的影子，主动为丈夫纳妾，在林语堂看来，正是理想女性的开放意识。
作为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姚木兰代表了林语堂心目中的理想女子：“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姚木兰是林语堂赞叹的人物，在她身上较为集中体现了林语堂的人性理想：爱、忍耐、宽恕、不断的自我完善。但林语堂还欣赏姚木兰身上人性的舒展与的状态。孔立夫是姚木兰的初恋，但遵父母之命，姚木兰嫁给了曾荪亚，孔立夫成了她的妹夫。然而木兰对立夫的爱慕之心并未因为身份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它像潜入地底的泉流，当积聚到一定的能量或受到外部条件的刺激时，会汹涌而出。婚后木兰和立夫同登同登泰山时心心相印的那一刻，立夫被捕后木兰相救的行为，以及木兰由爱而生的深幽情怀，是林语堂最好的文字，它写出了真正的情爱之美。“五分钟前，木兰的心还激动不已，现在她心情平静下来，不胜凄凉，为前未曾有，外在的激动不安，已降至肝肠深处，纵然辘辘而鸣，她的心智，几乎不能察觉。她一边儿拖着疲乏的腿，迈上石头台阶，心里却在想生，想死，想人的热情的生命，想毫无热情的岩石的生命。她知道这只是无穷的时间中的一刹那，纵然如此，对她来说，却是值得记忆的一刹那——十全十美的至理，过去，现在，将来，融汇而为一体的完整的幻像，既有我，又无我。”这是木兰立夫同登泰山时在山顶无字碑前的一瞬了悟，是木兰对爱的反思，和由这种反思而达到的对生命的理解。
在书中，林语堂没有仅仅在“朱门闺秀”或“山居贤妇”的狭小的生活圈子里来刻画姚木兰，而是把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置于天翻地覆的时代大动荡中的历史背景中，从义和团事件到七七事变前后40余年的悲欢离合里，写出木兰个人遭际与时代潮流休戚相关的联系。木兰生活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革中，革命的风云造就了一批呼风唤雨的战斗女性，她们在腥风血雨或刀光剑影中为祖国人民的事业献出了一切，她们是站在历史潮流最前列，引导潮流的新女性。而木兰显然不是冲锋陷阵的英雄。但是，不必苛求每个每一个女性都必须以方式去追随历史潮流。因此，不能因为木兰不属于战斗的行列而否定她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价值。相反，木兰政治意识逐渐抬头的过程，也就是她的理想美境界升华的过程。在三一八惨案中，她只是从母爱的角度倾泻了失女之痛，“她甚至对杀害她女儿的凶手没有感觉到愤怒。女儿是死了！只有这件事，她现在知道，和别的有什么关系，她还想不到。”而到了小说结尾时，木兰的爱与恨已经包含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她不仅把唯一的儿子送上抗日战场，自己也在逃难途中沿路收留孤儿，最后溶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成为伟大的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分子，从开篇之初木兰个性的形成到时木兰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木兰的精神完成了自新的历程。
在塑造木兰时，林语堂意图构设出的时一个在新旧文化交替时期，兼具传统和现代精神的女性形象：既有自己的独立主见，又保留着中国传统人文赋予的美德。她会用宽容和大度，妥善而周到地将婚姻从可能的触礁中，顺利地引领出来；木兰打扮鲜亮地约请丈夫的情人见面的行为，是中国只会逆来顺受的旧式女人无法做到的，甚至还超越了现代社会中的女性的自私和冷漠的做法。尤其在小说的结尾处，林语堂让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木兰，放弃锦衣玉食的富家女的生活，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普通的农妇，融入到广大的平民百姓中去的情节描写，既表达出林语堂对生命“富贵如浮云”的一种传统认知，同时也是她对生命境界的一种理解。从社会角度来看，这种认知，与当时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抗日战争相配合，有全民抗战的理念的影子寓于其中。但林语堂没有为他笔下的人物，人为地附上时代、政治理念对人的形象的改写，却是通过一个富家女在时世变化中的自然，去说明抗战的必然性，并且对战事的结局做出乐观的估计；而从传统文化意义方面看，通过围绕着木兰的人生所发生的世事变迁，林语堂在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进行了思考和说明。无疑，传统文化理念依旧为林语堂所热爱；但传统文化遥融入现代精神，积极面对变迁的现实，才会更有生命力。而要建设健康、完善的人文品格及精神，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世精神和入世方法，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理念登，有机地结合起来，再配以妇女的独立、解放意识，木兰的形象，实际成为林语堂对中国现代理想人文品格和精神的设想和形象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