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by 卡罗生
杨过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可能更甚至乔峰；杨过是浪漫的化身，为爱小龙女，他不怕受全世界指责，甚至看轻自己的生命，以死相随。每个女子，都希望有这样一位风流倜傥的大侠士，对自己有这样生死不喻的爱情，每个男子，都会幻想自己是这样的大情人，有小龙女这样比天仙还
动人的女子一心一意为他而生、为他而死。
杨过比较少为人注意的，是他反叛少年的一面，他是反叛少年的英雄。父母不爱我。没有人了解我，世人都欺负我。都欠我，但我不会低头，我要反抗到底，宁死不屈。这些普遍的少年时代的冤屈之情，在杨过身上一一表露出来，使他能够得到少年人的共鸣。
另一个引起共鸣的因素，是杨过的自卑。杨过是个穷小子，无父母可以依靠，亦无权势撑腰，自觉世人都看他不起，使他受尽屈辱，但其实他比这些人好一百倍，他们越是要卑贱他，他就越看不起他们。自卑往往使人偏激而过分表现得自负，这种经验很多人都有，少年人及文人分外敏感，因此感受也分外深刻。
但细心看《神雕》，不难发现杨过的自卑和反叛，正如一般少年人深信父母不爱他们、世人都看不起他们一样，大部分是出于他们的想像，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个人不喜欢杨过，因为我不喜欢一味自我中心而不试图了解他人的人。
杨过跟郭靖的最明显分别是，郭靖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杨过把爱情放在第一位。郭靖坚持尽忠报国，黄蓉只好跟随，反观杨过与小龙女，则反应完全不同，杨过为求绝情丹锘解毒，答应裘千尺往襄阳取郭靖黄蓉首级，小龙女随行，那时襄阳城受蒙古围困，她大感事情复杂麻烦，只盼杨过快快成事便抽身退走，解了情花之毒，两人便重回活死人墓，继续过他们不问世事的生活。
杨过是个完全主观而感情用事的人，什么事应该去做、什么事不该做，完全看他霎时感受，他认为别人轻视他，他马上便要报复，至于别人有没有恶意、报复是否过分，他完全不考虑。某人对他不好，特别是轻视他，他马上认为这是坏人、憎恨这个人，若有人出头庇护他，这个人马上就是好人，他便视为知已。郭芙说他手脏，他便“对她一家都生了厌憎之心”，这时欧阳锋在疯癫之中把他当做儿子，他便大受感动，认欧阳锋为义父。
黄蓉纵容郭芙，又因杨康之故，对他提防，故意不授他武功，他自然敌视，郭靖虽然全心全意爱怜他，但却不帮他对付他憎恨的人，他对郭靖，便一直存着隔膜。他对孙婆婆、小龙女的感情也是建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在全真派受人欺负，把全真派全部人等恨之人骨，逃跑出来，得到孙婆婆、小龙女收容，他对她们感激，便全心爱护。总之，杨过不重是非善恶而重敌友恩仇，这是他的个性特点，少年是这样，长大了也没有改变。
《神雕侠侣》是从杨过的角度写，读者用杨过的眼光看事物，自然同情杨过而对他憎恨的人有反感，特别是对郭靖、黄蓉及郭芙这一家三口有反感，但事实上杨过不是在每一件事上都是对的，而别人都是错的。郭靖视他如同亲子，黄蓉虽然对他有戒心，一来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并且丘处机不就是对杨康的道德教育不足而只一味的教武功吗？黄蓉不先教杨过武功的出发点和做法都没什么错。二来她已尽力不亏待他，杨过固然三番四次救她一家，但黄蓉竭力为杨过辛劳，甚至为他冒性命之险，也不只一次。不少读者恼恨黄蓉“恶毒”地向杨过说谎，骗他小龙女是被“南海神尼”所救，这指责甚不公平，骗得杨过活下来，也是小龙女的原意，是她订下十六年之约的，黄蓉不过替她完成这个心愿。
像杨过那样注重感情的人，很多时便会因此而太过自我中心，金庸歌颂杨过与小龙女的坚贞爱情，但显然认为视爱情为高于一切，是不妥当的想法，他描述杨过企图暗杀郭靖黄蓉，用他们的首级去换取解药，就特别刻画了杨过在爱情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徘徊，结果，还是社会责任战胜了爱情，金庸借黄蓉之口，称赞这是舍己为人的侠义行为。
其实这一段的描写，不但使人对杨过的人格大感疑问，对爱情的魔力也大有恶感，因为问题不是在于在成全爱情不顾大局、或顾全大局与牺牲爱情之间的取舍，如果是这样的取舍，那么为了爱情不顾国家大事并不算是违反道德，为了国家人民而牺牲一己幸福，更堪称伟大；问题是，杨过的抉择，是应否以卑鄙的手段去杀害郭靖以成全他与小龙女的爱情，那是绝对不同的事，一个正直的人，在这事件上根本不可能有片刻的犹豫，杨过三番四次的犹豫，简直难以想像他是个
怎样的人，他打算采用的手段，从国家从个人的观点看，都是卑鄙之极的，从国家观点，他是为了自己生命和爱情美满而勾结敌军；从个人观点，他是利用郭靖对他的信任而暗下毒手，他对忽必烈说：“小人在郭靖家中住过数年，又曾为他出力，他对我决无防范之心。”真是亏他说得出口。
若然他是一时冲动杀人，那还罢了，但是杨过是经过考虑的，他到了襄阳城中，听见婴儿啼哭，想到郭靖一死，敌军即时攻入，这城中千万婴儿便得惨死，但一想到小龙女，他便把心一横：“我受苦之时，除了姑姑，有谁真心怜我？世人从不爱我，我又何必去爱世人？”使他暂时收起刀子不刺进熟睡的郭靖胸中的，不是他对世人有任何怜悯，而是郭靖旧日待他的恩情。次日，千军万马之中，他又兴起乘人之危的念头了，最后临危勒马，是杨先生的运气，哪谈得上什么舍己
为人、大仁大义？
杨过与小龙女爱对方远胜爱惜自己，无比坚贞、生死不渝，据说这是伟大的爱情。我觉得颇有保留。伟大的爱情，使爱与被爱的双方变得人格更高贵，但是爱情却使杨过变得卑鄙。
杨过为爱小龙女而决心杀人，他身中情花之毒，只有十八天可活，但若取得郭靖黄蓉首级，则可换取解药。他初时想，何必杀人？跟小龙女一起，安安静静快快活活十八天已心满意足。但两人跟着感到，这样深爱对方，一百年、一千年一起也不足够：“杨过捧起她的脸来，在她淡红的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毅然道：‘好，说什么也得杀了郭靖、黄蓉。’舌尖上尝着她泪水的咸味，胸中情意激动，全身真欲爆裂一般。“真是令人心寒。在《射雕英雄传》里，黄蓉嘱郭靖，打胜了仗可求成吉思汗免除他与华筝的婚约，郭靖不忍见士兵屠城，改了要求成吉思汗饶了满城百姓性命，黄蓉赌气出走。为此，应记她一大过。但黄蓉最后毕竟没有鼓励郭靖杀人。小龙女比黄蓉更差。她答黄蓉说：“我要害你夫妇作甚？我只是要救过儿，至于他父仇什么的，全不放在心上。”
这就是说，杨过要杀人，她就帮他杀人；要是为了救杨过必须杀了某人，她就杀了这人，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放在心上。她不放在心上的岂止“父仇什么的？”襄阳满城百姓的安危，她一样不放在心上，成千上万的人要被蒙古兵杀戮了，她只关心她的情郎是否能够续命，只要她的过儿因而得活命，她就心满
意足了。教我怎能接受？这位小姐是神仙还是罗刹？
后来，据说黄药师十分欣赏杨过娶师父为妻，“视世俗规范如无物”。视世俗规范如无物不要紧，视别人的性命如无物也值得欣赏么？若爱情使一个人变得自私卑鄙，这种爱情有什么伟大可言？
金庸在《神雕侠侣》的后记说，这篇小说的主旨，是透过杨过这个角色，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金庸又说，虽然“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对现代社会仍有重大积极意义，但是国家界限终会消失，“爱国”、“抗敌”到时便会失去意义，但人的品德和高贵感情，永远不会失去意义，因此性格与感情，远比社会意义有更大的重要性。
从这个角度看，杨过应该比郭靖高出一层，杨过重感情是恒久可贵，郭靖重社会责任只有短暂意义，若金庸目标真是这样，那么《神雕》便不算成功，因为杨过最后达到“英雄”的地位，仍是因为他“为国为民”，因为他战胜了只顾自己的爱憎幸福，不以国事为重的心态。杨过虽然是反叛英雄的造型，但到最后，他没有以他的典范取替郭靖，反而接受了郭靖典范，在郭靖的典范之内超胜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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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杨过不分是非并不公平，但他确实是视好恶在是非之上。初次在襄阳的表现，确实是他失节处。老实说，他见了婴儿被杀，仍不能放下杀郭黄之心，我对这一处的他反感也很大。
但平心静气地说，以一元论的理学一套去看待问题，并不能真正理解社会中复杂的现像与人。指责是很容易的，不止是对杨过，或是生活中网络上的人与事，但化解解决，教育则是需要大智慧与宽容心的。
一如李莫愁，她对陆展元的指责是很简单的事，但如何解决，如何化解，则不那么简单了。
所以，在一元论的方式下指责别人是容易的，但在这样的冲动下，可能发生的就是新的问题与罪责。
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道德，道德不过是全社会的大好大恶，大爱大憎。那么以杨过论，他生而失怙，青春期没到母死，苟活于贫民窟中。这以前，他从未能安稳地生活在一个主流的社会组织里，更谈不上会在他的思想来有某种组织性的认同，怎么可能形成大好大恶观呢？本来，到了桃花岛，他拥有了一个准家庭。但因缘不巧，郭靖不善于处理，黄蓉有戒心，郭芙骄人，二武欺人，柯镇恶逐人，他不止没有接受大爱观的现实社会条件，连家庭感都缺失。
到了全真教，进入一个纯社会组织了，他不但没有体会到这个组织的保障与福利，反而体会到的是等级与压迫，这么说决不夸张，此外还有利用职权泄私愤等等。
从社会行为学来解释，他必须要在面对社会生存的不利现实下为自己找一套博弈规则。研究过博弈论的人一定知道，杨过的以爱憎为行为依据的方式，是在他所面临的生存处境中最佳的选择。
杨过所追求的并非是什么不合理的自身利益，只是他机缘不巧，他的合理的自身利益都因各种因由不能在主流的大好大恶体系内得到实现。于是，退而求其次，以小好小恶应对世界成为次优选择。
至于小龙女，可以不必废话，她自小被给予的价值观就是不好不恶，她始生好恶全因杨过，好杨过之所好，恶杨过之所恶成为她的人生价值观是十分正常的。大好大恶的道德观对她根本不存在，而且对她来说，大好大恶的价值观也从未对她体现出保障与福利，负面的反而不少。
其实制定这种大好大恶价值的儒家自己也知道，“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私，人各子其子各亲其亲…”儒家的使命就是在这样的现实的社会条件下谐调天下人的私，并培养出以天下为公的贤人。而杨龙二人是这种价值体系灯下黑中的社会弃儿，他们的选择天公地道。
当然，如果他们确实做了某行为的话，他们就确实对这个大好大恶体系犯了罪，天下共击之也没什么不可以。然而他们没有，为什么？因为郭靖，因为郭靖爱人！郭靖的大爱是真，爱天下人，他不是用天下的大恶去恶其小恶，也不是用天下的大爱去爱其小爱，所以，他能够将杨过熔于他的价值观内。所以，杨过没有作那件本会成为他的人格污点的事。事实上杨过的内心深处也是非常渴望这种认同的，渴望这种承认与归宿。只是他事实上一直被拒绝。
黄蓉的行为确实可以理解，但黄蓉其心性与杨过并无二致，黄对杨过读经，但她自己也遵经而为么？非也，她是遵夫而为。为了夺得郭靖，她曾有害穆念兹之意，如果她做了，她何尝不是犯了罪，然而她没有做，她真的在乎襄阳与百姓么？不是，她只是把郭靖的价值观当成自己的来力行而已，这一点与小龙女无二。
黄蓉确实是有些以大爱爱其小爱的，否则她的女儿也不会纵成那个样子。芙剑斩杨过事后，黄蓉首次违拗郭靖意志，阻拦郭靖，仅以小菜为谢，还遥谢杨过，其私可知矣。但正如不应苛责杨过一样，苛责黄蓉同样可笑。
郭靖就一点瑕玼也无？每个人都有其生存轨迹，杨康如此，杨过如此，郭靖也不例外。自小母养师教，郭靖固然接受了系统的汉文化的价值教育，但是草原社会的生存规则他也一样认同。例如，成吉思汗以郭靖有功，赏赐奴隶若干，他也受之无愧，心安理得，因为他就是在这样的生存逻辑下长大的。这同样不能苛责，撒马尔罕之屠，他并非无有罪责，自幼生长草原，他难道不知道草原的战争规则？铁木真与札木合等如何反目的？不就是捕虏与战利品的分配方式么？这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生活内容。他攻破城池是为报仇，那么以报仇而致彼国城屠人坑非罪而何？当然，我们是可以为他辩护的，因为他脑子迟钝，想不及太远。也许就因为这想不及太远吧，他才在有了大屠杀前科的大汗给予锦囊后不疑不虑，倒是他那经事不多的娘先知先觉。想来在他娘眼里，杨康就是郭靖的前车吧？郭靖战死襄阳，与有养父之恩，安答之义的蒙古人生死相拼，大概情感里就是他母亲临死的教诲与鲜血撑着呢吧？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憎。道德大棒解决不了什么，只给世界带来了人类的自相残杀与打着正义旗号的残暴！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到近现代的印巴战争，莫不如此。打着正义旗号的残暴往往更无所顾忌，更歇斯底里，那是会让人干出下地狱的事却还以为在做着上天堂的功业的。纳粹德国的暴行也同样是发生在欧洲悠久的道德与宗教基础上的。
中国是泛元论的综合文明，但现当代的主流文化却是来自于西方一神教理想价值观的一元论。所以我们现当代的历史，也同样见证过捍卫一位共同伟人的多少个人群自相残杀。一家人反目，丈夫将妻子钉在墙上活扒皮的案例在那个为单一价值疯狂的年代都发生过。
话说得太远了，谨在这里致我歉意。
希望少见一些可能挑起内讧性质的一元论式的文字。
引用《天国王朝》中的一句话，愿此地太平。
回复 by 熊的马甲
中国文化中是非的界限全由人定，但人本身并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一元化的价值观大概取决于这个民族生存的需要。这个民族因此有了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和连续性，但也把所有个体的棱角斩得血肉模糊样平整。现在环境不同，或者很多东西可以作适当的调整，但这不是我有能力把握或理解的。
我的感觉是，我们的文化从某个时候起，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南宋灭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断绝了汉文化发展的最后一种可能。从那以后，死亡本身，不知不觉从最无可奈何的选择，变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或惯性。这个文化中死亡的气息如此沉重，更兼灾难和痛苦代代承传，以致我们从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相信生命和幸福的能力与勇气。每当遇到困难或阻碍，毁灭的冲动会类似殉道的幸福感，控制并抹杀人理性思维和清晰判断的能力。而我在很多影视或文学作品中看到的这种冲动，总是让我感觉恐惧和绝望。这种热情，原本应该属于生命，却被奉献给死亡。
神雕之所以让我牵挂，有一部分是因为她或杨过所传达的生命气息。而张纪中作品中的自信力，大气磅礴和坚实厚重，是准确传达这种信息的基本元素。杨过的人格最终独立源于他对小龙女的爱，因为对个体的爱，尊重和依托是解放灵魂的唯一可能，而一个人独立成长过程中所有的痛苦，挣扎和孤独，则是通向自由之路必经的途径。尽管不为死去的人憎恨生者是我一直尝试却无法成功的事，但爱和生命，是杨过的精髓和温度，也给了我温暖。我爱杨过，只因为当世界在他面前枯萎，他选择生存和抗争。我希望神雕能活下去，也希望我们可以摆脱死亡和仇恨的泥沼，放开所有是非和责任，一心一意走出去，直到温暖和信任重新浸润我们的生命，再用平静的眼光和心情整理过往建构未来。呵呵，这曾是我的图腾，也是一个不再希冀的梦想，不怕丑的写在这里，只是想感谢phoenice的文字和与天的宽容。
回复 by phoenice
道德二字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否则就成了宗教。道者导也，就是引一个方向，去不去可选，也保留其他的正确可能性。
死亡的气息在中华文化中确实很重，很早就如此，早到战国秦汉，不信看看战国门客？
但那从不是唯一选择，管仲可以不死公子纠，而终霸齐国，程婴可苟活以抚孤儿（当然他后来又死了），终嗣赵宗。及至后世魏征事李密、窦建德、太子建成，皆不死之，而相大唐。一元论从宋理学开始，反思的是五代，司马光以妇人断臂事责李道开其端。然而，理学在宋代并未被人认同，在明代则拥有了国教地位，敢于撼之动者王阳明、李卓吾。王阳明有平乱功护身，李卓吾乃死狱中。明亡，精英死国事者相继，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为文明殉死。但事实上，死亡的一元性还是并不存在，复社文人顾陆王等虽不仕清，却也不死。就是侯方域有变节事（事实上我也认为此事殊为可耻，远过于杨过之英雄），也并未损其《桃花扇》上风流。
谭嗣同死前说，无有生者，无以图将来。
在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分工的问题，而且那个死非是宗教性的尸解（那本是外人为蒙难者解脱）之意，而是精英们自认为享受了福利，就得承担相关责任，哪怕要以生命。所谓国士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或是朝臣食君之禄，当死国事。
谭嗣同的选择更大程度上是为他选择游说袁世凯这个错误决定负责。
出世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是一种相当受到承认的社会选择之一。但对于那些享受这个社会体系的优越福利的人来说，则是有着无可逃的责任的。
注意，古人是讲“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换言之，道德高标不是给草民制定的，用来规范他们行为只需要法律，不犯禁则可。
金庸受理学影响其实颇重，他笔下以死完道德事颇多，以对精英的问责责草莽，《天龙》中丐规对自行了断的处置就是一例，此处还可以解为帮会人物自视精英。但金庸笔下女侠殉夫者众，不能不称之为理学余绪了。因为“不有生者，无以图将来”！《白马笑西风》中有母亲抛下女儿自杀；《倚天屠龙记》中有殷素素抛下张无忌自杀；《雪山飞狐》中有胡夫人抛下婴儿自杀；《碧血剑》中连红娘子也不顾孩子自杀了，以道学违背人母天性。我们可以想想，如果郭啸天夫人李萍早早自杀的话，还有大侠郭靖么？还好还好，金庸还没有道学到完全无视女人天然的社会责任的地步（尽管已经写得相当到位了）。
小龙女在杨过生死不可知的情况下，能在绝情谷底生存十六年，不能不说是神来之笔。至少讲述了一份与社会性全然无关的纯生命性质的“活着”。
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死，还有一份社会义务，那就是“活着”！
早年曾有一部小说的想法，一个女人在鲜血中与世界抗争多年，彻底失败后，早年曾虐待她的婆婆已沦落为战争的难民，宿命般在尸堆中背回她的生命，她们拣来一个婴儿，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轮回。
我想这才是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草根最基本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中那些有死亡殉国义务的精英，不过是他们一直供养的门客。
回复 by 熊的马甲
崇拜ing.
个人感觉战国秦汉是中国文化初期规整成形的阶段，这段时期不仅是死亡，生命的迹象同样无序混乱，而强烈的冲突碰撞让死亡本身也带有一定的生命色彩。或者说，那段时期人们用死亡殉了生命，而到了文化发展的中晚期，人们开始用生命祭祀死亡。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对这种毁灭的冲动极度敏感憎恶的原因。
说到社会分工，我的梦想是在社会责任和义务上，不再有精英和草根之分，教育和学术可以挣脱精英代言的桎梏，给知识全面的自由。所有人包括精英阶层的牺牲，也是为了生命本身而不再是任何抽离于生命并凌驾其上的教条或理论。因为我想道德应该遵从人类的原始本能产生发展，而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生存和利益。至于技术层面的优化，我们的祖先或许曾经做得不错，但现在已经严重脱节了。
襄阳城上的郭靖最令我感动的地方在于，他的牺牲是为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尊严，这一切得益于他的明朗和简单。杨过为他的聪明所累有过困惑，但他所受教育的不完整性，给了他不被旁人观点和智慧迷惑限制的可能。教育启蒙智慧，最后却可能成为个人发展的阻力，所以有时会想，做一个教育不完整但有独立观点的人，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来传统文化对教育的定义过于严苛，壁垒森严死气沉沉。二来因为真理原本就是在摸索中前进，从否认和批判中得到思考和发展。
金庸固然是文化界一位尚有争议的的头面人物，但我想把一部电视剧和文化扯在一起，却完全是因为张纪中班底对待这种娱乐方式和武侠题材的严肃和执著，换句话说，就冲他敢于从这个角度入手尝试文化命题，我无限感激他把文化请下神坛的勇气和魄力。
活下去不仅是草根的责任，也是精英的权力。精英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这种权力符合自己与生俱来的义务。而不是牺牲一方去成全另一方。我最大的向往，是我们所有的人可以用生命的温暖，热情，宁静和坚强抗拒死亡的恐惧，而不是用死亡的惨烈凄苦给生命画上妖艳诡异的彩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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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不管了，HC去，顺便打群架，这个比较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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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英与草根的分野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结果。就是物质财富在保证生存而外有了剩余，但又不能保证每个人的生活都超越生存，因为出现部分人的生活境界超越生存而另一部分没有，因而在每一种生产关系中都出现两种对立又依存的分野，称为阶级，这应是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所谓的阶级社会时代。在阶级社会，注定有精英草根之分。中国精英包括“舍生取义”在内的义务是对精英享有福利的一种补偿，是在制造合理性。这使这种社会规范在中国得到长久的认同。这一点在孟子论君子小人时曾有所论。他认为君子应是拥有超越物质条件的社会理想的人，而小人则必然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实这与生活是否超越生存正相关），他认为君子有责任保证小人的生存福利，使之在精神上与君子的社会理想一致。从这样的原理出发，君子死其事，是因为如果他没能尽到他对草根的责任，必然就危害了草根的生存安全，那么他有必要主动承受他使草根承受的生存灾难。
清代惧于明的精英遗民坚决的民族文明责任心，多次发起文字狱，将中国精英文化奴化，阉割了其生命力，到了晚清，这种被处理过的精英文明面对新的外来挑战无能为力。但这样的思想又在客观上为阶级统治制造了合理性补偿，消弭了社会变革的客观可能性，在革命家眼中，这是反革命的，反进步的，为推动社会变革更应予以清除。五四或文革中，忠良罪大于奸雄，清官恶于贪官，明君比昏君更反动等论调甚嚣尘上，这种思潮一直影响到了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从清末起，以废科举为手段断除草根与精英的通道，使新生精英集中于民间，造成革命之势能，是这种思潮的发端，到五四废文言文，破坏精英的文化王国集其大成，所以不是中国文化与现代脱节，是中国古文化断根。这造成了草根与精英的文化融合的假相，其实是中国真正的文化精英世界被毁灭了，精英居于草野了。文化断了根，但那一批人还在，所以还能形成民国年间的文化繁荣。
建国以后，草根文化成了主流，文化以草根视野为尺，精英们彻底失去了他们的存在依据。改革开放，新的阶级分化以加速度出现，但草根视野的主流地位并不能立刻消失，于是出现暴发户的伪精英集团，与之相对应的是痞子文化。他们把牺牲扔给大众，把福利留给自己，躲避了崇高，甘愿做流氓，利他为虚伪，自私是真诚，用搞笑去说理，并无知以无畏！
政治上，他们用左的词句去辩护他们右的立场，用革命的话语去维护他们反动的利益，用西方的理论经营着他们土匪的事业。对他们来说，礼不上大夫，刑施于庶民，玩弄两种以上之标准，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豁免。他们是中国当代多余的人。
所以，武侠文化才会这样吸引人，当江山的视野不能够满足人们对于伟大文明的期许时，人们只好从江湖的幻像中追逐梦想。
有学者评论武侠说：纯文学衰落至此，是因为这些作品只不过是当代社会“多余人”的心理自画像，人们若想寻觅理想与追求，只能探之于金庸古龙笔下了。
其实杨过不是因为要报杀父之仇才要杀郭黄，但这种认定给了他一个将郭黄设定为可杀之人的充分理由。
今天很多人是按经历了近现代屈辱与救亡的国家主义观念去看待古时的社会道德。这种指责是明显带有偏向性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讨论一下耶律齐，他不也是因为父仇而背叛自己的国家么？事实上，古代的刑律也常有类似“报父母仇而杀人者，原不问”这样的规定，而向国家首告父亲丈夫却常常受刑。
当然，就算如此，我们也确实不可能依古人的道德观去看问题，原谅杨过的原因仅仅是他并没有真正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否则，他罪无可卸。